最早，也最强烈抱怨数量不足的是核潜艇力量。2011年7月，潜艇部队预计：由于规模不足，2030年美潜艇前沿部署将减少40%，水下打击能力将萎缩近60%，但任务仍不断增加。只能调整现有力量，以新的编制和配备，以及更好的利用新装备来提高效率。 然而，计划用12艘新艇接替14艘将退役的“俄亥俄”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下一代战略核潜艇SSBN（X）方案，几经反复，已经放弃开发类似大小的潜艇，最终决定在“弗吉尼亚”级攻击型核潜艇上安装能携带少量“三叉戟”II D5或后续型号弹道导弹的舱段。 “弗吉尼亚”级本身也是在“俄亥俄”级基础上改装的多用途巡航导弹核潜艇（SSGN）。现在预计2024年后攻击型核潜艇出现短缺已不可避免。 美国海军驱逐舰和两栖舰都在被裁减的名单里 2007年，美国海军陆战队用10艘两栖舰就能满足需要，随着任务的增加，2010年可部署的两栖舰增至18艘。今后30年内将新采购20艘两栖舰艇，同时有23艘服役，但也有22艘退役，总数仍低于保证两个远征旅（每旅14000人）的基本战斗力所需的38艘。 另外，预算紧张之下，美国长期保持的11个航母战斗群的规模也大有砍掉一个的声音。而转型计划中最关键的CG（X）下一代巡洋舰已经下马，DDG-1000“朱姆沃尔特”级驱逐舰只造两艘，二者产生的空缺由第III批次“阿利·伯克”级驱逐舰填补，LCS“濒海战斗舰”55艘的总需求也只批准了3艘。

被告人擦拭眼泪。昨日，程金松因醉驾肇事致受害方一家四口人遇难，在法院接受庭审。

本报讯?为送高烧的女儿看病，醉酒的程金松开车出门，撞上了一辆夏利车，造成夏利车上一家祖孙三代四口人当场死亡，程金松自己受伤摘除了脾脏。

昨日，程金松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在二中院受审。

检方：车辆被撞起火烧死一家四口

昨日，程金松在一名法警的搀扶下，身穿病号服走进法庭。

公诉机关指控，2011年4月15日22时左右，程金松在大量饮酒后驾驶现代牌轿车，在密云县101国道大石岭村一路口，与王丹（化名）驾驶的夏利牌轿车发生碰撞，造成夏利车侧翻起火，车内王丹及其父母、女儿4人当场烧死。经检测，事发时，程金松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28.1mg/100ml，其车速高于124公里/小时。交通部门认定，程金松承担事故主要责任。检方认为，程金松的行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
据了解，事故中，在程金松车上的女儿和程父，受伤骨折，程自己因车祸被摘除了脾脏。

被告人：做牛做马赔偿受害者

整个审理过程，程金松都在不停地哭泣。

程金松对事实没做太多辩解。他说，事发当天，心情不好，喝了点闷酒。晚上女儿高烧39℃不退，曾当过出租司机的他，感觉技术熟练，而且晚上车少，便决定开车送孩子去医院。

“我当时车速大概在七八十公里，经过一个路口时，突然从另一条路出来一辆左转弯的夏利，两车距离只有七八米，根本来不及釆取任何措施就撞上了。”程金松说，撞车后，他自己爬了出来，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说出事了，接着就晕了过去。

庭上，?程金松两次对死者家属致歉。他表示，自己名下的财产不多，但愿意赔偿死者家属，“请求法官宽大处理，以后做牛做马也要还。”

程金松的辩护律师称，交通部门认定，在事故中程金松承担70%责任，驾驶夏利的王丹承担30%的责任。程金松因涉嫌交通肇事罪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指控不成立。

受害方：要求无期以上量刑

昨日，事故中死者王丹的姐姐王芳（化名）等人，向程金松提出140余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索赔。

“我们幸福和睦的一家就这样被毁了。”王芳和家人并未对程金松的态度表示谅解。

“不谅解！”王芳称，事发后，程家人的态度让他们心寒。“没有打过一个电话来慰问，更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，甚至在他们要求出丧葬费的时候，他们一分钱未出。”
据了解，庭审前，王芳和两个弟弟作为受害人家属递交了《诉求申请》，请求法院判处程金松无期徒刑以上刑罚。 庭审结束时，法院未当庭做出判决。 现场 受害方捧祖孙三代遗像出庭 昨天，程金松的姑父等亲属出现在法庭。事故中死者王丹的亲属们，也来到法庭，王丹的姐姐王芳则抱着祖孙三代四口人的遗像。当看到程金松，王家亲属们情绪激动。“我带了照片，就是想让他看看我父母、妹妹、侄女长什么样，让他知道给我们家带来多大的伤痛。”王芳哽咽着说。 庭审还没开始，双方家属都哭成了一片，在法官的提醒下，才控制住了情绪，王芳也将遗像小心收起。

当前真正需要做的，是通过健全医保、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以及加强艾滋病知识科普，打消不科学的畏惧心理和各种歧视性观念。

据报道，针对部分省份拟推行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，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实名制有利于治疗和预防，“尤其是在防控重点地区开展更广泛的实名制艾滋病检测，是非常有效的措施。”

近来，对艾滋病检测是否该实名制，争议颇大。支持者认为，检测实名制有利于防止和治疗艾滋病，因为如匿名检测，医院很难联系到患者本人，一些确诊的患者不取检查结果、不知情，却混杂在人群之中，可能导致更多人感染；反对者则认为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可能导致患者隐私泄露，并使得一些疑似艾滋病患者、病毒携带者因惧怕信息泄露而逃避艾滋病检测，反倒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风险和防治的难度。

艾滋病防治说到底是医学问题，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，科学问题当然不能靠争辩双方谁嗓门大来取舍。面对争议，厘清争议双方的顾虑，尽可能地在患者隐私保护和艾滋防控之间寻求平衡，才是理性态度。

平心而论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本身符合医学规律，也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治，对患者、公众，都应该是有利的。问题在于，反对者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：尽管有关方面承诺，医院会对患者个人信息保密，但近来许多本该严守客户隐私的部门、单位多次出现泄密现象，这其中既有疏忽大意，也有出于各种目的的有意泄露甚至出卖，这些后顾之忧不能有效解除，谁敢“实名”呢？

但，患者逃避实名制最根本的畏惧，在于社会和世俗对艾滋病毒及其传播的恐惧，和对艾滋病患者、携带者的排斥、歧视，他们担心一旦“实名”、确诊且个人隐私泄露，自己将成为与世隔绝的“野人”和社会的弃儿。这种畏惧和担心并非无病呻吟，歧视、排斥和恐惧，在很多地方是切实、普遍存在的，无视这一点而强推实名制，不可能不遇到检测者的强烈抵触。

实际上，在欧盟绝大多数国家和加拿大等国，由于实行全民医保，患者的信息都在统一的医保卡中保存，艾滋病的实名制早就没有任何问题（因为只要去医生处看病、体检就必然是实名制的，否则无法纳入医保）。在这些国家，“实名制”的实现，甚至约定俗成，是以如下“交换条件”达成的：检查和治疗的福利化；完善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；社会对艾滋病知识的科学常识普及，及公众对艾滋病患者、病毒携带者的包容、关怀和帮助。正是这些“交换条件”，解除了上述国家“实名制”的后顾之忧。

由此可知，当前真正需要做的，是通过健全医保、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，以及加强艾滋病知识科普，在全社会树立对艾滋病、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正确认识，打消不科学的畏惧心理，和将艾滋病患者、病毒携带者“打入另册”的歧视性观念。惟如此，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才能得到切实推广实施。